九一八事变80周年，一个老教授的纪念

      九一八事变80周年，一个老教授的纪念

齐红深编著《黑暗下的星火》公开出版                   

在九一八事变80周年前夕，我国著名学者齐红深编著的《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由大象出版社公开出版。

“星火” 是伪满洲国青少年的一个文学团体和读书会组织。它的大多数成员是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二十左右岁的青年，主要活动于辽宁省盖州、营口、沈阳、本溪一带。日本投降前夕遭到残酷镇压，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的最后一个大惨案。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日本侵华战争罪犯，“星火”同人在法庭上揭露了日本罪行。

这些青少年因爱书、爱文学而走到一起。因爱国而被日本侵略者残酷镇压。也因后来参加不同的党派组织而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并使回忆罩上不同的色彩。

齐红深教授严守历史学家的职责，克服重重困难，寻找到中、日两国的42位当事人，深入到亲历者的记忆深处，努力复原被岁月磨平了的故事，挖掘事件本身的内在联系和动因，成功地向读者呈现出了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全书有故事性，有细节，有人物形象，有情感，有见解。

二十多年了，每逢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齐红深教授和他的团队都要推出纪念活动。他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采访整理出一千三百人近一亿字的口述历史，搜集到数千件我国官方没有保存的殖民地教科书、图片等实物原件。他的研究成果和藏品在我国及日本、德国、韩国学术界影响深远。据不完全统计，中、日两国有近二百篇通讯报道和评论介绍齐红深的事迹和著作。《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是继《东北地方教育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满族教育史》（广东、广西、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联合出版）《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出版、2004年再版）、《“满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奴隶化教育”に抗して 》（日本皓星社2004年出版）、《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辽海出版社2005年出版）、《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出版）、《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之后，齐红深出版的又一部口述历史著作。

据悉，齐红深正在将“星火”的故事改编成电影。

 黑暗下，“星火”怎样点燃和燃烧

1934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年，22岁的满族青年花喜露，从奉天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回到家乡盖平县归州村两级小学校当老师。故事从他辅导小学生自办小报开始。

另一位主要人物名叫于家麟，小花喜露1岁，是个鸡胸驼背的残疾青年。父亲生前是奉系军队的一个团长。日本占领家乡后，他从盖平中学弃学回家，经常在伪满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作品。

他们打破日本奴化教育、“国策文学”的黑暗，团结了数十名中小学生和社会青年，成立文学研究社，传阅书籍，自编油印刊物。

1939年。他们通过《营口新报》文艺副刊编辑王觉，把“星火”搬到《营口新报》公开出版。王觉与花喜露同岁。他的真实身份是营口地区国民党地下党部书记长。由于王觉要争取“星火”同人参加他领导的国民党地下组织“青年自觉社”，受到花喜露抵制，“星火”被迫停刊。

1941年，花喜露在留日青年学生救国会成员田琛（后为中共地下党长春地区负责人）影响下，参加抗日救国会，到沈阳以街道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搜集军工厂生产方面的情报。同时继续关注伪满文坛，通过学生的关系，指导盖平县和沈阳、本溪中小学生的读书活动，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些青年在他的影响下偷偷入关奔赴抗战前线。此时，于家麟经王觉、李光海介绍，秘密加入国民党。不久，王觉在“一二•三0事件”中英勇牺牲，于家麟等人逃回盖平，创办了“秋灯书店”，引导中学生开展读书活动。中学生又创办了《大地》、《辰星》油印刊物。

1944年，日本侵略者以“通过读书研究文艺，发表作品，巧妙的向一般知识青年宣传抗日思想”为罪名，将“星火”文学团体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花喜露、国民党地下党员于家麟、无党派人士王克范和盖平三所中学的学生等共约一百多人被捕。

被捕者无不受到残酷迫害，严刑拷打。狱中或出狱不久重伤致死者有8人：花喜露、王矜人、李勤甫、许默语、许庆春、杨伯甫、门恩义、王盛伦。逃避途中或重刑成疾致死的家属2人。以“治安法违反”罪被判刑的学生有25人。就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当天，日本侵略者判处于家麟死刑、门文东无期徒刑、张继宽20年徒刑，花喜露、王锡成、张克恩15年徒刑，喻庆龄、鲁启智、迟金镇、李昌毓、臧永昌5年徒刑。

黑暗下，“星火”为什么能够点燃和燃烧

在日本殖民统治如铁桶般严密的伪满洲国，一群青少年自发组成的文学团体，为什么能够发展壮大成令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害怕的反日力量？

日本殖民统治者占领东北之后，大肆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王道乐土”，麻痹人民的思想；千方百计抹杀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查禁爱国书刊，不许出现“中国”“中华”等字样，不许说自己是“中国人”，极力培养学生和民众对“满洲国”的认同感；严密控制学校，强化“建国（满洲国）精神”教育，对学生进行效忠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的各种教育。以至于在日本投降时，有些年轻人听到“我们是中国人”这句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话，却感到大惑不解：“我们不是“满洲国”人吗？怎么变成中国人了！”这样的悲剧没有在“星火”同人中出现。他们不仅没有变成伪满洲国的“忠良国民”“中坚国民”，相反，却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原因是什么？

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星火”同人个个是爱读书的人。书，是他们青少年时期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攀升的阶梯。

花喜露虽然在沈阳只念了一年书，但对他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确实是见到了大世界。当时正是“东北易帜”之后，打倒列强、抵制日货的反帝浪潮高涨。他们经常唱“日本小鬼真真完，夺我旅顺大连湾……”等反帝爱国歌曲，在他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种子。沈阳的大书店里，什么书都有，他简直是走到了知识的世界。他从沈阳回家乡时，带着满满一大箱子和一柳条包书。

王克范从盖平县西关中学毕业后，考入奉天省立第一高中，从闭塞的乡村来到省城奉天。他和同学们唱着“打倒列强”的歌曲加入了反日爱国运动。当时，省城的书店里，书的种类繁多，有许多左翼作家的进步书刊。他对鲁迅的作品爱不释手。

他们不仅自己阅读，还与朋友们互相传阅、交流读书心得。

门文东回忆：“家境富裕的于家麟买的新书很多，经常把书借给别人看。我看过巴金的《灭亡》受到巨大的鼓舞，我曾从头到尾把全书用水笔小楷抄录下来。”我们采访他时，已经80多岁了，还能流利地背诵出卷头语：“大凡那最先起来反抗的人，灭亡必然会顾全到他的一身，我也本知道这样的事情……我却愿意去做。”

他们有的达到嗜书如命的程度。读书，是一生的精神依托，是灵魂栖居的永远的“家园”。

 2、良师益友，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向导与同志。

参加“星火”社团的，都是朋友。他们相互启发，相互学习，一步步走向抗日道路。在敌人的监狱里，在酷刑拷打下，互相鼓励，英勇不屈。

花喜露更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在伪满后期和日本投降初期就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同志，无不由衷地感激花老师。

他们回忆道：花喜露老师热爱关心每一个学生，还给家庭贫困的学生买书买本。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学生非常爱学。晚上他还给住校的同学们辅导。他带领学生办墙报、校刊，办图书阅览室、读书会。他经常给学生讲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讲“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形象地把租借给日本的辽东半岛比作母亲的乳头：“母亲的乳头被割掉了，她该多痛啊！”

当年是盖平女子国高学生的《辽宁日报》编辑孙萌心情苦闷，是花老师把她引上革命道路。她说：1942年寒假，我到沈阳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诗人花喜露。他问我读过什么书，还问我的家庭情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对我说：“你要勇于做剥削阶级的叛逆者。”他让我再读一读屠格涅夫的《门槛》和《前夜》，还借给我一本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后来他送给了我一本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人与社会》。从这本书里，我懂得了妇女和无产阶级同是被压迫者。我明白妇女解放必须参加阶级斗争的道理。后来我从家跑出来参加革命，什么衣物都没带，只把花老师给我的这本书挟出来。孙萌晚年深受疾病折磨，总是把花喜露赠送给她的《妇女与社会》放在枕边，用手抚摸着入睡。

3、中华文化，是孕育“星火”爱国团体的肥土沃壤。

日本关东军及其御用学者费尽心机，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论述伪满洲国的“正当性”。以为在东北这片满族发祥地，请出清朝末代溥仪当招牌，利用“王道主义”“五族协和”来欺骗，建立“满洲国” 就“名正言顺”了。

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华文化在东北有着巨大力量。不仅唐、明等中原政权在治理东北时兴学重教、大力传播中华文化，原居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前燕、北燕、高句丽、渤海、辽、金政权，也主动学习汉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清朝满族统治者努力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教育文化政策。清末解除“封禁政策”之后，东北教育文化得到突飞猛进发展。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特别是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五四”新文化和反帝爱国运动在东北风起云涌。 中华文化在东北地区成为抵御日本殖民统治的强大力量。

所以，日本殖民统治虽如铁桶一样严密，但一接触中国人民群众，就像落入汪洋大海里的马蜂窝，处处是漏洞。敌人残酷杀戮又激发了更大的不满和反抗。

盖州这座文化古城，地处铁道沿线，北达沈阳，南抵大连，紧连营口、大连两大港口。九一八事变之后，各种抗日武装活动频繁，群众爱国情绪持久高涨。

读者从当事人对当时形势、背景的叙述中知道，即使是日本统治严密的伪满洲国，中华文化犹如空气、阳光和水一样，无处不在。中华文化，是孕育“星火”爱国团体的肥土沃壤。不仅花喜露、于家麟等在九一八事变前上学的青年深得中华文化精髓，伪满的中小学生也从家庭、社会和进步教师、学生等渠道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

在民族危亡之时，只要文化不亡，国家就不会真亡。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始终围绕着如何维护国家主权，结束外国殖民主义统治，争取平等和发展。爱国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为国捐躯，在中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高压下，仍然像地火一样燃烧着、奔突着，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和平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是软实力。振兴中华，必须加强中华文化建设。

《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向我们讲述的动人心弦的故事，给读者多方面的启迪。齐红深年复一年敲响九一八的钟声，回荡在我们耳边。

（本报记者  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