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火——伪满洲国“星火”文学同人口述》片段

《星火——伪满文学同人口述》片段

楔子 ：从沈阳审判说起

在世界文化遗产沈阳清昭陵（北陵）附近，有个废弃不用的北陵电影院。

北陵电影院建成于1954年。这是一座斜檐闷顶式二层小楼，虽然经过两次大改动，但是外观基本没有改变，四根红柱子、月亮门、月亮窗，还有上面的琉璃瓦都是原来的。它在建筑设计上沿袭了前苏联风格，又融合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这是为了配合昭陵的建筑风格而精心设计的。这种中西建筑风格的混合体，在沈阳现存的老建筑中并不多见。1999年，这里曾经作为第八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分会场，现在电影院大门两旁的大型壁画就是那时修建的，上面的图案是金鸡和百花。2002年，由于消防检查不合格，被迫停止营业。但是，同年7月，沈阳市人民政府将北陵电影院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在1956年6月9日～7月20日，这里曾经发生了引起世界瞩目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这里和太原开庭审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公开审判外国侵略者。中国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进行的沈阳和太原审判，已经作为一次重大的反对侵略战争、申张人类正义、保卫世界和平、维护中日友好的司法审判而载入史册。

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 9月18日武装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至1945年9月3日投降的14年间，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擢发难数的滔天罪行，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对于造成大量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包括一些首要战争犯罪分子，战后已分别由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作了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共计1109名，其中死亡47名，候审1062名。根据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对在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同时，又先后分4案对罪行严重的45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9～19日在沈阳对前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的侵华战争罪、违反战争法和人道原则罪；7月1～20日在沈阳对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组织和操纵伪满傀儡政权、侵略中国罪，进行了公开审判，并分别判刑。审判期间，每次出席旁听的各界代表多达400余人，北陵电影院里总是座无虚席。

沈阳审判的日本战犯罪行，包括代号为“桃园工作”，1944年对“星火”抗日文学团体的镇压。当时，“星火”同人出庭作证，用大量确凿的证据，揭露、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非人道罪行，激起旁听群众的极大义愤。

日伪统治者制造的“桃园工作”案件，共逮捕八十多人。1944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花喜露在沈阳、5月初，地下国民党员于家麟和无党派人士王矜人在盖平被伪奉天省警务厅逮捕。5月19日伪省、县百余名警特联合出动，分别在盖平一高、二高、女高捕走24名学生。随后，日伪在长春、吉林、沈阳、本溪、海城、熊岳、瓦房店、盖平等地又逮捕了数十人。被捕的，还有一些社会人士和吉林师道大学、新京建国大学等校的大学生以及受株连的家属。

花喜露、于家麟、王矜人被羁押在伪奉天省警务厅北陵秘密留置场。其他被捕者押在伪盖平县、新京（长春）警务科、警察署、协和青年团团部等处留置场。后来又转到奉天第一监狱。被捕者无不受到严刑拷打，有的人被打成终身残疾。狱中或出狱不久重伤致死者有8人：花喜露、王矜人、李勤甫、许默语、许（徐）庆春、杨伯甫、门恩义、王盛伦。逃避途中或重刑成疾致死的家属2人。1945年6月4日，伪奉天省高等法院以“治安法违反”罪，对盖平女高的姜静芳、穆玉琦、侯赓芝、赵俊芬，盖平一高的杨世绵、李吉恒、高玉元、赵廷魁、张文廷、洪声钜、关振国、张登玉、赵怀藩、李如东、赵宝丰、李连泰、赵俊久，盖平二高的周建涛、王德祥、于恩惠；社会上的孔庆举、汪士硕、李季生、李明轩、阎家珍等25人判处3年“犹豫执行”，放回家由当地警方监视。7月，以“治安法违反”罪判决于家麟死刑，门文东无期徒刑，张继宽20年徒刑，花喜露、王夕澄、张克恩（思）15年徒刑，喻庆龄、鲁启智、迟金镇、李昌毓、臧永昌5年徒刑。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8月19日，被判刑的11人被营救出狱。

“星火”同人的反满抗日斗争，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敲响了丧钟，在东北人民群众特别是教育界、文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激发了东北沦陷区青年一代不做亡国奴、热爱祖国的民族觉悟，培养了青年学生的爱国革命力量。参加活动的青年学生、爱国人士，有的在光复前即投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在东北光复后很快加入了革命队伍。1982年12月，辽宁省人民政府、国家民政部批准，花喜露、王矜人为革命烈士。此后，辽宁社科院文学所、营口市政协、辽宁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关于田贲的纪念性读物。

现在，时间已经演进到2008年，“桃园工作”的绝大多数受害者和“星火”文学青年已经作古，少数活着的耄耋老人，早已体力不支，精力不足。历史事实也逐渐被淹没。遍查有关伪满洲国文学史的论著，几乎找不到对“星火”文学团体的记述，很少有人给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所从事的反满抗日文学以应有的地位。辽宁省盖州市（原盖平县、盖县）的政府网站上饶有兴味地详细介绍了1934年伪满傀儡“皇帝”溥仪登基时当地报纸刊登的营口“天降真龙”事件，也理所当然的记述了1981年的抗洪抢险英雄事迹，只是已经找不到“星火”同人英雄们的一点痕迹。笔者在2002年受“星火社”创始人之一、革命烈士花喜露遗孀王丹群所在单位几位老干部委托，为花老师工作过的学校捐献图书时，多次与该校及其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联系，都已经无人知道历史上还曾有过那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往事，也无人肯于专程或者顺道来沈阳时，到辽宁省教育厅来接受这批图书。令那些耄耋老人唏嘘再三，莫可奈何。

王丹群老人在病重期间，把花喜露的著作手稿传给了他们唯一的女儿铁虹保存，把花喜露画的梅花等其他遗物郑重地亲手交给了我。

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纪实历史片《抗战》中，我曾经满怀深情地展示烈士的遗物。本书所写的是：伪满洲国文学史尚未给与应有地位的文学社团，日本宣布投降前夕宣判的一批“思想犯”，“星火”同人书友、文友、政敌之间的恩怨是非。在这里，我想通过对有关东北沦陷时期著名文学团体“星火”和“桃源工作”惨案口述历史资料的编辑整理，沿着事件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人物事迹、史实细节、社会风貌和作品评析等多种角度，用丰富生动的内容，还原日本占领下抗战文学活动的历史面貌，客观评价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历史人物，展现中华儿女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精神。同时，告诉那些喜欢追问历史和具有好奇心的人们：伪满洲国文学界的故事、文学少年成长的历程，在日本侵略者的重压下，一个规模很大的文学社团是怎样成长和被镇压的，等等。

我希望并且深信：前进的中国不会遗忘历史；开放的中国不会拒绝教训；富裕的人们不会忘记苦难；年轻的一代也不会疏远英雄……

我不由得想起65年前田贲应《盛京时报》之约，写给“畸形中发展的满洲文坛”的话：“我有时这样设想：若把今日的实生活真实地写下来，不麻木，不虚伪，不畏惧。(麻木使你失感觉，虚伪使你失真，畏惧使你失力。)把自己的生活，从纸上具现出来，自己看看，也会促使你更清醒些，更严肃些。把本身的生活，写成今代的野史，并不是浪费。也许在若干年代之后，会有人类的子孙，很愿一详这身际的童话的。世纪的也许嗜读此等野史的读众，并不必俟诸若干年代之后才会有的。”[1]

谨以此，献给历史、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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