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丽：序齐红深主编《远去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战犯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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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

“抗战文学”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论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时对此都有涉及，但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对此却少有细致的描述，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伪满洲国文学一直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忽略，期间的抗战文学也一并被忽略掉了；二是研究资料的缺乏，我在采访中得知，当时东北就有秘密的抗战刊物《东北民众报》、《满洲红旗》等，萧红为《东北民众报》画过插图，赵一曼、杨靖宇等抗日将领都在《满洲红旗》上面发表诗作，但这些刊物没有被保存下来。三是在伪满洲国的确没有出现如法国维希政府时期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影响巨大的“地下文学”。

我在考察东北伪满洲国时期文学时，限于资料只提到了“东北左翼作家群”这样一个抗战作家群落。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迁至哈尔滨，并以哈尔滨为中心开展了左翼文艺运动。这个作家群以金剑啸、舒群、罗烽、姜椿芳等共产党作家为核心，萧军、萧红、白朗、林郎、塞克、小古、金人、沫南、山丁等文学青年积极参与其间。这个作家群的文学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后来在关内文坛著称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为主，他们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具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和抗日意识。代表这个时期较高文学成就的是萧军、萧红二人的作品集《跋涉》。随着伪满洲国文化控制的加强，东北左翼作家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迫于压力，一部分作家远走他乡。留下来的作家继续进行文学活动，东北左翼作家群的文学活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哈尔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开始活动，据当时的主要成员关沫南回忆，“当时虽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学习阅读上却是不受约束的。既读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也读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既读俄国十月革命文学《铁流》《毁灭》《夏伯阳》，也读安那其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传》、巴古宁、高德曼的《狱中记》；拿日本文学说，既读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叶山嘉树、洼川稻子等左翼作品，也读新感觉主义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和早期的片冈铁兵。”[1]这个阶段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方式有所变化，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倾向。作品的内容有阶级矛盾、民族压迫，也有个性解放和人性的压抑和困惑。1941年的“12.30事件”和“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1942年的“7.27事件”，这些文网事件彻底破坏了东北的左翼作家的文学活动，绝大多数的左翼作家被捕、被杀。“左翼文学作家”的称号在一些东北老作家眼中是最高的荣誉，当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称萧红为“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时，包括萧军、舒群在内的东北老作家非常兴奋，这个本应属于他们的称号终于给予了他们。

齐红深教授的新作《远去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战犯口述》为伪满洲国时期文学研究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维面。我读过花喜露（田贲）和驼子的诗，看过矜人、铁励、赤婴、力菲等人的小说和散文等作品，也曾到过辽宁盖县寻找过《星火》的刊物，我把这个文学团体与当时在“南满”地区兴起的其他文学小社团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是一群有志于文学事业、有爱国情怀的青年自发的文学组织，他们为东北地区的文学复苏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齐红深教授编著的这部著作让这个文学团体呈现出更丰富的内容，他以史学家的观察视角切入“星火”文学社团的各种活动，在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和“协和文学”的社会背景下，凸显他们的抗日情怀，并且把这些内容还原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始于具体，终于具体。

亚里士多德说过“历史旨在具体”，历史处理的是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诗人讲述一个似真的故事，而历史学家则就往事力图做出可靠的陈述。历史学家约束自己，在探究所确定的事实的基础上讲故事。历史学家赢得读者信任不是靠他的故事似真，而是通过向读者透露信息的源头，指明证据的可靠性基础。齐红深教授严守历史学家的职责，搜集整理近百名中国和日本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把一个真实的抗战文学团体呈现给读者，他努力确证证据，对于不能确证的证言交付读者自己鉴定。齐教授和他的课题组深入到亲历者的记忆深处，拨动他们已经惯于掩饰的感情神经，努力复原被岁月磨平了的故事情节，修补破碎了的生活细节，挖掘事件本身的内在联系和动因，尽可能地向读者呈现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书前对伪满洲国文学进行综述，书末又有同龄作家的自述，勾画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立体图景，点面结合，为观察“星火”同人提供了客观参照，增加了内容的深度和厚度。这样的历史书可读性强，容易让读者对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团体有比较生动的印象。可以说，《远去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战犯口述》把口述历史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全书有故事性、有线索、有人物形象、有细节、有情感，有见解，能发人思考，可以与被誉为“四大抗战小说”之一的《滚滚辽河》（《葬故人——鲜血上飘来一群人》）和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相媲美。

齐红深教授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后来专治日本侵华教育史，承担过多项国家重点课题。多种专业素质使他在本课题研究上发挥出独特的优势。我与他相识于2003年。那年暑假，我到沈阳查阅伪满洲国时期的报刊杂志，采访林郎先生、田兵先生、李正中先生、朱媞女士、崔束先生、杨絮女士、刘丹华先生、张鸿恩先生、里扬女士、韩彤先生等曾经在伪满洲国从事写作的老作家，经友人介绍有幸结识齐红深教授，我们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我被齐红深教授的工作深深感动，他已经自筹经费在“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领域辛苦工作二十多年。他与他的课题组克服重重困难，与时间赛跑，从死神手中抢救搜集到一千三百多人近一亿字的口述历史；与日本人争夺，从民间搜集到数千件我国官方没有保存的殖民地教科书等实物原件。齐红深教授的工作精神也感染着我，激励我完成自己的工作——“口述伪满洲国时期文学史”。与齐红深教授有同感，与那些曾经在伪满洲国生活的人们在一起，和他们面对面地注视、交谈，询问他们所经历过的具体事件，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隔阂，曾经的往事再度被还原，他们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事实上的澄清，更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不能让那段历史无声无息地消失。齐红深教授缺乏科研经费，更无力支付出版费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和毅力。一次通信中，他写道：“口述历史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愈加显现。我不相信，诺大的中国会没有出版机构愿意出版这些东西。”的确，中国的出版界没有忽略这些历史的记忆与辛苦的劳作，近年来看到齐红深教授所编著的口述历史著作陆续问世，如《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满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奴隶化教育”に抗して 》（竹中宪一译， 日本皓星社，2004年）、《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辽海出版社，2005年）、《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现在又有《远去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战犯口述》即将出版，令人欣喜。

我注意到齐红深教授在本书“楔子”中引用65年前田贲应《盛京时报》之约，写给“畸形中发展的满洲文坛”的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之后说“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场抢救，把前代没有能够具现的生活‘从纸上具现出来’。是的，我们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

保存历史，既有赖于学人的努力，也有赖于出版界的支持。我们一起努力。

2008年12月于上海中江路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