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海教育的发展历程

齐红深

教育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相随而生，相伴而长，又是推进文化、改进文化、创造文化的工具。辽海教育以民族生存为原动力，不断演进，持续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

在原始社会时期，教育是伴随着人类生活、生产活动进行的。西汉时期，汉武帝根据蜀郡太守文翁创办地方官学的做法，诏令“郡国皆立学校官”，改变了官学只能由中央政府举办的体制。之后，辽东郡也办起了官学。这是有记载的辽海教育史上最早的学校。标志着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农耕教育文化的出现。从此，辽海教育成为促进民族融合的桥梁和社会进步的阶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突出作用。

一、历代统治者重教兴学政策

东汉末年，在辽阳郡建立公孙政权的公孙度，重视知识分子，重视人才。前燕主鲜卑人慕容廆为使前燕由弱变强，兴学重教，推行全面的汉化政策。以寓居辽西的刘瓒为东庠祭酒，令儿子慕容皝带领皇室子弟到国学学习。自己也常常去亲自听讲。慕容皝继位后，亲自编写教材，亲自授课，教育子孙。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建立北燕后，看到由于连年战乱，教育受到影响，没有人读书，社会风气下滑。他下令在黄龙城（今朝阳）营建太学，贵族子弟都要入学读书。并且提出：“武以平乱，文以经务”。实现国家安定，社会风气好转，只能依靠教育。对于国家是这样，对于个人同样也是这样。人要以学习为本，不学习就无法自立于世。冯跋是辽海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主张的君主。

唐代实行“兼包蕃汉、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地方政权中设有专管文教的官员。高句丽、渤海国都采取全面效法唐朝的政策，向中原王朝派遣留学生，建立起了与中原相仿的文教制度。

辽、金、元时期，辽海地区的教育空前发展，为汉人而设的儒学和本民族学校协同发展，学校教育出现了“远披遐荒”的局面。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诏令建孔子庙，开创了少数民族尊孔的先河。此后，辽海地区的历代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曾亲自拜谒孔庙，甘愿做儒家文化的传人。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巩固，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非常具有深远意义和突出历史贡献的。辽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在《上皇帝书》中提出尊儒术、黜百家的主张，说：实行吏治只能使天下衰弱，只有实行儒道才能使国家强盛。辽代统治者为了更好的学习传播中原文化，创制了契丹文大字、小字。这是中国历史上创制较早的少数民族文字，不仅为本民族的学习、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后来西夏文、女真文的创制提供了经验。辽代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私学都空前发达。为了适应社会封建化进程的需要，在对契丹贵族采用世选制度的同时，开始为汉人建立科举制度，以便广选贤才。

设学兴教是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加速封建化进程的重要措施。金代建国之初，沿袭契丹字的创制方法，创制了女真文字。对女真族发展教育、学习汉文化起到积极作用。金世宗完颜雍为了使女真人守仁义讲道德，用女真字翻译《孝经》印刷约一千本，分发给护卫亲军。金世宗是一位具有完整教育思想的贤君，史称“小尧舜”。他提倡忠孝道德，主张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做起，从小事做起。并且努力保持本民族特点，对于后代不晓女真“纯实之风”、不通女真文字语言的“忘本”表现，非常痛心。金朝的历代帝王和重臣显贵都喜欢与文人学士交朋友，请他们吃饭，讲论学问。金朝统治者认为：“学校，王政之大本。”与辽代相比，金代的官学制度更加完备。为了通过多种渠道选拔治国能臣，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一些改革。

元世祖忽必烈认识到自从开国建业，“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制定了包括尊孔崇儒在内的一系列文教政策。在辽阳行省设儒学提举司，掌管教育行政。在设立儒学的同时，又为蒙古族青少年设立了蒙古字学。《大元国广宁府路尖山单家寨创建大玄真宫祖碑》（位于今阜新排山楼村）称当地“家庠户序，学校如林”，虽然有过溢之词，从中也可以想见当时教育之盛。地方官员以崇学兴教为己任。大德己亥（1299），辽阳行省左承洪鹤山在懿州（今阜新塔营子）购买土地建立学校。皇庆元年（1312），平章政事王伯胜又为此地增加生员（儒学学生称生员，俗称秀才）名额，并拨给学田百顷以增加办学经费。

明朝时，辽东处于边疆，是多民族杂居之地。为巩固边境，保境安民，当地官员素来以操练兵马、囤积粮草为头等大事。朱元璋却把设立学校发展教育、传播儒家学说作为固国安邦的重要措施。他说：“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视教化”，“正风俗，莫先于学校”，“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朱元璋多次颁发圣旨亲自下令让辽东兴学。洪武十七年（1384），他批评辽东守将关于边境不必急于建立学校的错误认识，说，武臣子弟长期居住在边境，很少听讲礼义，恐怕改变性情。让他们诵诗书，习礼义，不但可以造就其成为国家有用之才，而且能够善民化俗，改良社会风气。他再次下令说：圣人的教诲像天一样。天有风雨霜露，无所不施。圣人的学说，也无往而不行。在朝廷的一再督促下，地方行政官吏也把尊经崇儒、兴学重教作为当务之急，使“以辽东为重点，兴学安边”的文教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吕原在《都司庙学碑记》（作于1459年）中说：“夫事有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据《东北地方教育史》考证，明代辽东设立的辽阳都司和25卫统治机构，有都司学1所，并附设医学、阴阳学，卫学23所，社学31所，书院7处。可见学校设立很普遍。

满族统治者以武事开基业，崛起于白山黑水而君临天下。重视文治，是其能够统一全国，建立起幅员辽阔清帝国的重要原因。努尔哈赤通晓汉文，他统一女真、蒙古诸部之后，命额尔德尼等创制了满文。皇太极认真总结与明朝征战的经验教训，认为明朝的大凌河守军被围四个月之久，虽然粮尽草绝仍然坚守不降，是因为明军读书明理肯于为朝廷尽忠的缘故；而清军兵败滦城，则是由于驻守永平的贝勒“未尝学问，不明义理”，各顾本部，失于救援所造成的。他认为，战争成败的关键在于将士是否明理重义。于是于天聪五年（1631）下诏命令诸贝勒子弟入盛京宗室觉罗学，“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当时的满族贵族重武轻文，以骑马征战为荣，认为读书是很苦很累的事，不忍心送子弟读书。皇太极批评道：如果你们这样溺爱子弟，那么我也就不让你们披甲出征，听凭你们怎么舒服就怎么做。你们心安吗！你们都要认真体会朕的良苦用心。努尔哈赤父子积极倡导学习汉文化，开一代文治风气。有清一代，满族的教育一直遵循皇太极所确立的“国语骑射”方针，以学习满语和骑射为主，竭力保持本民族骁勇善战、性格纯朴的特色，同时积极学习吸收先进汉文化。清朝对蒙古、鄂温克等东北少数民族，在尊重其民族习俗的前提下，逐步推行“满化”的同化教育政策，建立多民族统一战线。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则倡导宋明理学，尊孔崇儒，笼络、团结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满族文化在学习吸收汉文化的同时，也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促进了多源多流的中华文化的发展。应当承认，清代的教育文化政策对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起到了成功的作用。在民族语言文字和教育政策以及处理教育与社会发展、政权巩固，处理满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等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上，提供了至今仍有参考借鉴价值的经验和教训。辽海地区作为清朝统治者的祖宗发祥之地，对于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尤其重视和急迫，各类教育事业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二、儒学和少数民族官学协同发展

辽海地区的官学，最早始于汉代。此后，无论是在中央政权还是地方民族政权统治下，都长盛不衰。历代设立学校的目的，主要在于道德化民和育才养士。辽、金、元、清少数民族政权时期，在地方官学之外，更增添中央和地方两级本民族官学，使得儒学与民族官学并举和协同发展，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加速了中华民族之间的融合。这种“双元制”教育体制和汉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教育共存的状况，是辽海教育史的一大特色，也是对全国教育的一大贡献。是其他区域文化很少有过的现象。

汉武帝诏令各地设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此后，辽东郡开始设立官学。《后汉书•陈禅传》“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单于怀服。”是关于辽海地区学校的最早记载：辽东太守陈禅击败来犯的北匈奴后，并不派兵追杀，而是派官吏前往劝慰，单于跟随使官回到辽东郡。陈禅在郡国学里演习礼仪，为匈奴人讲说道义来感化他们，终于使单于归附。唐代官学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高句丽模仿中原王朝的教育制度，“立太学，教子弟”（《三国史记》）。高句丽、渤海均效仿唐朝制度，实行祭孔、束脩之礼。前燕在龙城（今朝阳）、北燕在昌黎（今朝阳附近）营建的国学，规模都很可观。

辽太祖在上京设置国子监和国子学。太宗在南京设太学。道宗在上京、东京（今辽阳）、西京、中京同时设立学校，合称为“五京学”。在兴中府（今朝阳）设有府学。五京学和府学中设博士和助教（学官名）。开泰元年（1012），辽圣宗还特意批准在归国（东京道治，今盖州境内）设立学校，教习从新罗新近迁来的居民。

金代的官学制度比起辽代来更加完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儒学和女真学。中央官学不仅有太学、国子学来传播儒学，还仿唐朝制度设立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来传授专门科学知识。而且在中央官学里专门为女真贵族子弟附设了小学和女真小学。地方官学除府学、州学、节镇学、防御州学之外，于大定十三年（1173）设置了与女真国子学相对应的诸路女真府学。为了解决女真学校的师资不足问题，有利于女真族教育的发展，从这一年起，将女真进士全部授予教授职衔。今辽宁境内有史可查的学校：东京（今辽阳）中央官学学生三十人，教授一人；咸平（今开原）、广宁（今北宁)、盖州、兴中（今朝阳）各府学学生二十人，教授一人。官学所设课程和使用的教材，遵从全国的统一规定。女真学校的课程另外增加女真文字，教材有女真文翻译的《太公家教》《文选》等。为了培养人才，官学的学生待遇优厚。泰和年间（1201-1208），规定每位官学生授予土地六十亩，通宝五十贯。兴定元年（1217），中书省曾以军用物资储备不足为由，请求免除州学、府学学生的待遇，被宣宗断然驳回。

元代要求各路、府、州、县都要设立学校，并且颁定了完备的学制。当时，辽阳行省设有儒学提举司，掌管教育行政。明代编修《辽东志》时，查明辽东地区的辽阳、广宁（今北宁）、义州（今义县）、广宁中左屯（今锦州）、三万（今开原老城）五所元代的儒学遗址。另外懿州（今阜新）儒学也有案可稽。此外，各路同时设蒙古学政、蒙古字学教授，专门负责蒙古族子弟的教育。蒙古族学校以《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蒙文译本为教材，兼学算学。蒙古字学不仅招收蒙、汉族官员子弟，也招收一部分平民子弟。

明洪武十四年（1381），都指挥潘敬、叶旺创建了辽阳都司学。以后历任不断扩建和重建，规模宏大。嘉靖年间，教授、训导各二人，阴阳正术、医学正科各一人，学生三百多人。在校学生，除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伙食费和免除差役、赋税之外，本学校的优等生员每月另外给粮食一石，课纸五十张。此外，辽阳城有学田二百七十亩，用以资助贫困学生。辽东卫学虽然主要是为戍边的武臣子弟而设立的，但具备内地府、州、县儒学和卫学的双重作用，招收对象不限于军人子弟。由于地方官吏以兴学为荣，辽东地区的学校比较普遍。有：广宁卫学（今北宁）、广宁右屯卫学（今凌海右卫）、义州卫学（今义县）、广宁中左屯卫学（今锦州市）、宁远卫学（今兴城）、前屯卫学（今绥中前卫）、三万卫学（今开原老城）、铁岭卫学（今铁岭市）、沈阳中卫学（今沈阳市）、海州（今海城）、盖州卫学（今盖州）、复州卫学（今瓦房店复州城）、金州卫学（今大连市金州区）以及永宁监城儒学（今瓦房店永宁乡）。

明代官学除了建于城镇的儒学之外，还有一种设在乡村的社学。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为了推广教化，导民善俗，颁旨要求在乡村各地设置社学，请教师来教育民间子弟。为普通百姓子弟举办的社学，也是地方官员奉旨创办的，也是官办性质。教学内容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四书》之外，特别强调讲习冠婚丧祭的礼仪，目的在于改善民风民俗。

清代官学分为面向八旗举办的满族官学和为汉族举办的儒学两个系统。满族官学包括宗学、觉罗学和八旗官学。

早在天聪五年（1631）就设立了盛京宗学。这是清代专门教诲宗室（清入关时定努尔哈赤之父为显祖，显祖以下的本支子孙称宗室，系黄带子）子弟的宗学的起源。觉罗学系为教育觉罗(显祖之伯叔兄弟各支子孙称觉罗，系红带子)子弟而设。宗学、觉罗学的学习内容有满文书籍、汉文书籍、骑射。满文和骑射是人人必学的内容。起初，学习汉文采取自愿办法。雍正二年（1724）之后，对满族贵族学习汉文化逐渐放开，八旗子弟可以自愿入汉族学校学习。后来，宗室觉罗子孙仰慕学习汉文化蔚为成风。清军入关后，盛京的宗室子弟大为减少，遂于乾隆二年（1737），将宗室、觉罗合并为一所学校。设总管2人，副管4人，满文、汉文、骑射教员各4人。20岁以下、10岁以上的宗室、觉罗子弟，根据自愿学习满文或汉文书籍，但都必须兼习骑射。每年由盛京将军、奉天府尹会同宗学总管进行考试考核，分别等第上报朝廷，给予奖励或任用。盛京将军每年秋、冬围猎时，可以跟随练习骑射。盛京宗室觉罗学用房42间，学额约40名。其中，宗室、觉罗子弟学习满、汉书者各十名左右。

八旗官学是专门为教育满、蒙、汉八旗子弟而设的。盛京八旗官学最早设于崇德年间（1636—1643）。康熙二十五年（1686），在盛京左、右翼各设立一处八旗官学。每翼官学的满族学生20名，学习满书；汉军学生20名，学习汉书。满、汉学生都兼习马步箭。5年后，盛京八旗官学增加到四所，学生数量也成倍增加。

清代面向汉族的地方官学设置，沿袭明朝体制。以所在地的行政级别而分为府、州、县学，统称儒学。清代辽海地区最早的儒学，是设于顺治五年（1648）的辽学，廪生名额80名，每年出贡3名。这也是清代在全国设立最早的儒学。同时，奉天设督学道，管理教育行政。清代的府、州、县儒学是与科举紧密相联的。考入儒学者，称为生员，又称秀才。儒学的固定规模按照府、州、县学分别为40名、30名、20名。辽海地区的儒学有：奉天府学、广宁府学、锦州府学；自在州、辽阳州、复州、宁远州、辽阳州学；海城、锦县、义州、永宁、右屯、定辽、前屯、宁远、承德（治所在今沈阳地区）、盖平、铁岭、开原、宁海、沈阳县学。随着满族对汉文化浸染日深，越来越多的满族学生争考儒学。雍正二年(1724)，奉天府学开始专为满族生员设满字号。

需要说明的是，自从唐贞观四年（630），诏令天下府、州、县学皆建孔子庙以后，各地儒学与文庙往往按照左学右庙的规制，毗邻而建，甚至将学宫与文庙合而为一。东北地区历史上有文庙45处，大多分布在辽海一带。从孔庙的数字一方面可以看出辽海地区的教育比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与中原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三、私学、书院蓬勃发展

秦、汉在辽海设立郡县统治之后，派来的官吏大都精通儒家经典，有的也还懂得天文、阴阳学、道术、算学等学问。他们当中，有些人一边为官，一边讲究学问。东汉末年，中原地区社会动荡，公孙政权统治下的辽东地区相对安定。管宁（143—227）、邴原、王烈、国渊等中原名士大儒纷纷乘船跨越渤海来到辽阳。一时间，私人讲学出现空前绝后的盛况奇观。公孙度腾出馆舍迎接管宁，请他为官。管宁不肯入仕，在山脚下修建小房，讲学度日。很多人慕名而来，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村落。跟随邴原的人也多达数百家。“游学之士，教学之声，不绝。”他们站在山头上讲学论道，听者常达千人之众。管宁避居辽东37年，专心讲学。史称他“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民化其德，“礼让移于海表”，形成夜不闭户、市无二价的良好社会风气。（《三国志•魏书》）他见当地村民因为争用从井中汲水的工具而常常发生矛盾，就自己花钱购置了几套工具放在井边供大家使用，村民知道后十分惭愧。这就是著名的“管宁井”。民国时期尚保存完好，可惜近些年已淹没无闻。

高句丽的富贵人家，往往在大街通衢建造宽敞的房屋，名为“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所学书籍包括儒家经典、史书和识字课本。渤海的私学、家学更为普遍。贞惠、贞孝公主墓志中都有“早受女师（女教师）之教”“每慕曹家（曹世叔之妻班昭）之风”的句子，说明贵族妇女学习汉文化已经成为令人仰慕的风气。

在辽、金时期，家学的作用更加突出。名门望族和显官达贵十分重视子孙教育，家学、自学成为最方便的形式。医巫闾山也因学者云集而名噪于世。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义宗信）买书万卷藏于医巫闾山顶的望海堂；辽圣宗的长子兴宗“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萧韩嘉努博览群书，通晓契丹文和汉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契丹族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也很出名。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邢简妻陈氏生了六个儿子，她亲自教儿子学习儒家经典，二个儿子官至宰相。契丹族著名文学家、学者耶律履，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五岁时便能咏出“卧看青天行白云”的诗句，后来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直学士、尚书右丞，为金代建立科举制度、修撰《辽史》做出了很大成绩。由于他家教有方，他的三个儿子耶律楚材和耶律善材、耶律辨材都成为博学多才之士。渤海遗族在渤海国灭亡之后，继续发扬注重家学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辽、金两代的大批高官、妃嫔、文人、学者，金世宗就是由教子有方的渤海族辽阳李氏所生养教育出来的。渤海在王国之后，其遗族仍能够在辽、金时期得以继续葆有崇高的政治、社会地位，有力地说明了教育对于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是何等重要。

到了明清时期，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为“挽民风而求吏治”，各地官员、富绅捐资兴办义学蔚然成风。明代广宁县令项蕙莅任伊始，即修建校舍，为民间贫苦子弟创办义学。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把义学纳入学校教育体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下令各省府、州、县多建义学，聘请教师，招收贫困家庭的子弟入学学习。因此，八旗义学、汉族义学设立比较普遍。地方政府对于义学拨学田、给经费，竭尽扶持之能事。义学的待遇与官学几乎没有多大差别。辽阳州义学雍正元年（1723）初建时，学田七十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增拨九百亩，雇人耕种，每年收租银六十两。同年，盖平县义学、开原县义学、锦州府义学、广宁县义学的学田也都增加到千亩。学校经费由此比较充裕，对学生全部免费。

明清时期的辽海地区，不仅义学近于官办，连向来为私人讲学之所的书院，基本上也是由地方官员自捐薪俸或者在他们的倡导下捐资兴建的。因此，辽海地区的书院在教学、管理、科举选士上几乎与儒学没有两样。这种情况是中原地区很少有的。官学化虽然使书院的经费得到保障，但一旦纳入科举入仕的轨道，则不免失去了学术自由的风气。

明代著名的书院有：

辽左书院（俗称辽阳书院），弘治七年（1494）清代在兴建全国书院风盛时，由巡按御史樊祉创建。以后历任官员屡次增建、修葺。嘉靖四十四年（1565），巡按御史李辅增建并更名为正学书院，成为规模宏大、完全官学化的书院。最多时容纳弟子100多人。学生由各卫选拔，根据成绩确定薪米多少。平时的课程由山长主持，每月的考试由学政或地方行政官员主持，年终考试由巡按御史亲自主持。

辽左习武书院（也称辽阳武书院），由巡按御史王重贤于嘉靖七年（1528）创建，巡按御史王德春、李辅相继于嘉靖四十年（1561）、四十三年（1564）增修扩建。录取乡试武举入学，按照会试的内容和标准安排教学课程。学生待遇从优，让他们熟读兵书，娴习骑射，精通韬略。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唯一一座武书院，而且规模宏大，反映出辽海古代教育文、武兼重的特色。

辽右书院，位于锦州，系巡按御史樊祉与辽左书院同时创建。辽左、辽右两书院分别招收辽河以东、辽河以西的生员。学生薪米也由官府供给。樊祉特意请义州名儒贺钦撰写《辽右书院记》。贺钦在《辽右书院记》中批评“今之学者务诵读，工组织，要声光，缴利禄”。他反对以科举应试为目的，倡导“明此道而体于身，足乎己而及于物”的学风，希望以朱熹《白鹿洞书院教规》为指针，明确学习的目的在于“修身、处事、接物”。他说，一个人只要树立崇高的志向，纯正自己的学问，充实自己的功力，摒弃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就可以成为一个品德高尚对社会有用的人，“进足以匡吾君而泽吾民，退足以化其乡而善其俗”。

理学大师贺钦（1437—1509）是自己教育思想的模范实践者。他是继管宁之后，辽海教育史上最为杰出的教育家。30岁中进士，授户部给事中，辞官跟随理学大师陈献章学习。后隐居医巫闾山40年，刻苦读书，静心养性，设馆授徒。他专教如何做人，做好人，完善人格。跟随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既有青少年，也有老年人；既有士人学子，也有牧羊人和农民。他反对为科举而读书，主张学习目的在于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他读书和教人不务博览，专心经书、《小学》；学习方法“由疑而思，由思而信”，多讨论；主张静思默识，反身实践。他的哲学思想上承朱熹、陈献章而又纠宋明理学之偏。修身养性之道，陈献章主“静”，贺钦主“敬”。因为只有心怀敬意，才能心境清静。陈献章主张静坐，贺钦则认为适可而止，“主敬以收放心而已”，还必须躬身实践，从小事、从脚下做起。贺钦带头破除迷信陋习，教人务农，传授田蚕织作，友睦乡亲，救灾恤贫，教化乡里。锦州发生兵变，贺钦独自一人前去劝说抚慰，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就平息了动乱。贺钦死后乡人立祠纪念，享祭辽右、辽左书院，明熹宗追谥“恭靖”。《四库全书总目》称他“在讲学诸人中，独为笃实而纯正”。毛奇龄称“关东创圣学以教生徒，唯贺黄门一人”。贺钦的道德、学说在辽海地区流行深广，死后数十年，百姓仍有口皆碑，念念不忘。后人称赞“以先生之功论之，则其学之醇，其道之正，其德之粹，其节之高，其名之称，表表昂昂，所以风励天下，垂范后世者，固无穷也。”（《辽海丛书•医闾先生集》）

辽海地区的清代书院，以银冈书院为最早。湖广御史郝浴(1623—1683)因揭发吴三桂“他日必反清”被流放到开原尚阳堡。他操守高洁，卓然于世，不肯随波逐流。他在与朋友到铁岭龙首山游览时，见那里风景秀丽，于顺治十五年（1658）在山脚下修筑房屋，自题匾额“致治格物之堂”。他以“尽天下人分内之所当为”的高度责任感，不分寒暑冬夏，读书讲学，谈经究理，从不间断，达二十余年。著有《注周易解》《注孟子解》《郝中山文集》。康熙十四年（1675），吴三桂叛乱，郝浴得到平反。复职时将土地、居所、财产、书籍全部捐出，留作书院。可以说，管宁、贺钦、郝浴是辽海古代史上三位德高学深、各臻极致、影响深远的人物。

萃升书院，系康熙五十八年（1719）奉天府丞任蘅臯所建。乾隆元年（1736），工部侍郎李永绍在学宫右侧建立义学，将书院更名为沈阳书院。六年后，府尹霍备率领下属置买土地，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并恢复了萃升书院的名称。乾隆三十二年（1767），经奉天将军社图肯上奏请准，从奉天、锦州二府学田内征收银两存储到票号生息，提高了主讲的薪俸和生员的伙食费标准。生员的待遇比起儒学来还要高。以后，历任官员和士绅多有扩建、修葺。当时，满族贵族仰慕学习汉文化已成蔚然之风，所以，不少皇室子弟也入萃升书院读书。

清代书院还有（以建立年代先后为序）：秀塔书院，乾隆三十六年（1771）塔子沟（今属凌源）理事通判清格在书馆基础上扩建。南金书院，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州知县雅尔善率领绅士捐资修建。辰州书院，道光二年（1822）在盖州知县姚承恩主持下，由绅士马绍伯等捐建。瑞云书院，道光十年（1830）建昌县（今凌源县）知事福珠隆阿倡导修建。柳城书院，道光十一年（1831）宁远（今兴城）知州强上林创建。襄平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辽阳知州集资在明代原址上修建。凌川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锦县知县周良卿倡导捐资购买民房改建。横山书院，道光二十四年（1844）复州知州章朝敕在马韩书院旧址上复建。聚星书院，道光年间义州（今义县）知州带头捐建。他山书院，咸丰初年海城知县张鼎镛倡建。开文书院，同治七年（1868）昌图同知张鼎镛创建。大宁书院，同治八年（1869）邑绅董士锡带头捐建。莲沼书院，光绪初年桓仁知县金作壎捐建。启凤书院，光绪三年（1877）东边道尹陈本植创建。龙岗书院，光绪五年（1879）开原县令魏樾、训导李澐改建。启运书院，光绪十年(1884 )左右建于兴京县（今西丰）老城。秀水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年）康平县知事祥瑞请示上级批准在文庙内改建。辽西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 ）与新民县文庙、儒学同时创建。

书院之外，私人讲学比起前朝也更加普遍。主持编选《古今图书集成》的陈梦雷在尚阳堡流放期间，公卿子弟多跟随他学习。辞去顺天府教授之职的嘉庆进士朱自新和光绪初年评论时政辞官不做的闾阳驿人唐维藩等也在家里聚徒讲学，培养出不少榜上有名的学生。

在农村发挥启蒙教育和普及教育作用的私塾馆已经比较普遍。私塾的种类繁多。有专教科举考试内容的“经馆”；有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而设的“散馆”；有一村、一族所建的“村塾”“族塾”；有富裕大户人家设立专教自家子弟的“家塾”。教学程度根据学生和家长需要而定。大多数农村儿童上两三年私塾，只图粗识文字、会打算盘而已。据清朝末年不完全统计，岫岩县私塾90处，塾师102人，学童936人；大连地区私塾286处，学生3016人。由此可见一斑。

四、实行科举制度，广泛选拔人才

隋唐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广揽人才，创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科举制度。高句丽、渤海的留唐学生有的也参加唐朝科举考中进士，在中原为官或者返回东北传播中原典章制度。同时，高句丽和渤海国也模仿唐朝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把科举制度搬到了东北地方政权。

辽代前期，根据需要临时举行科举。中期，科举的内容和形式逐渐健全起来，但仍然是专为汉人而设。因为担心契丹青年汉化而限制其参加科举。随着契丹青年逐步接受中原文化，要求参加科举的呼声日益增高。到了辽代后期，对契丹人参加科举逐渐放松。辽代是少数民族政权实行科举制度的第一次成功尝试，被金、元、清所继承和发展。辽代的辽海地区进士有：后来弃儒崇佛赐大师号的郎思孝，北院枢密副史高正、耶律富鲁，南院枢密史马人望，金代太师李石，西辽皇帝耶律达石等13人。

金代为了选拔汉族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建国之初就举行科举考试。大定十一年（1171），增设女真进士科，开辟了女真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途径。这对于金政权的巩固和加速封建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金代考中进士的有：辽西人官至翰林待制的邢具瞻，辽阳渤海人官至太师尚书令、封南阳郡王的张浩等77人。盖州猛安人温迪罕缴住，成为特赐武举进士第一人。辽东人完颜氏，为官清廉有政声，通过“荐辟”而登第。

元代科举，继承前代传统，多有出新。考试科目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而定。蒙古人、色目人不仅考试场次少，而且录取名额也比较多。体现了对统治民族的优惠政策。如有一次乡试，辽阳行省录取的9人当中，蒙古人5人，色目人2人，占人口多数的汉人仅2人。

明代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童试，在州、县举行，中式后称为“生员”，通称“秀才”。第二级为乡试，是只有秀才才有资格参加的省级考试。辽东生员起初需要越海赴山东参加乡试，海浪滔滔，木船飘摇，颇有危险。盖州望儿山的传说反映的就是当时情形。嘉靖十年（1532），改为去顺天府应试。嘉靖二十五年(1547)，巡按御史李思孝以边境生员考取不易为由，奏请将辽东士子单独编为“边字号”，增加了登进机会。第三级为会试，由礼部主持，考中者由皇帝亲策复试。中式者分一、二、三甲，分别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明代辽东进士共计87人。贺钦系成化二年进士。明代武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辽东的武举共计168人。

皇太极即位后诏谕“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进贤为要”。重用明代沈阳卫学生员范文程和沦为奴隶的宁完我等前朝秀才、举人。天聪三年(1629)，效仿明制举行了后金政权的第一次科举考试，组织沦为满族贵族家奴的汉人秀才300多人，同场应试，中试者200多人，占后金境内全部秀才的三分之二以上。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亲自主持第二次考试，录取汉族生员228人，并且录取满、蒙、汉八旗通识满文、蒙文、汉文者16人为举人。在崇德三年(1638)至崇德六年(1641)的三年间，又先后举行过三次科举考试。足见皇太极求贤若渴，亟思进取之心。这些汉、满、蒙古族知识分子，对于清朝统一全国、厘定政策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清代科举因袭明制，以乡、会试为主，辅以制科、武科和翻译科（满、蒙人考汉文，汉人考满文）。对参加科举的八旗子弟实行特殊政策。清初，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东三省的定额为旗人40人，民人222人。康熙九年(1670)，改为满、蒙、汉八旗通为一榜，兼考汉文。康熙十二年(1673)，确定盛京八旗子弟精通汉文者可以与汉族一起考试生员。但仍区别录取，分别发榜：满洲、蒙古八旗为“满字号”，录取比例高于汉军八旗编成的“合字号”与汉族考生所编的“夹字号”。此时，在奉天、锦州修建考棚，免除了赴顺天应试的路遥之苦。 随着满族知识分子对中华传统文化日渐精深，他们视通过科举入仕为正途，并且自愿放弃满族优惠政策，与汉人同榜竞争。会试，由礼部主持，参加者为举人。会试没有固定名额，考中者称为贡士，夺魁者称为会元。殿试在会试之后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结果定为三等：一甲3人，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第二甲30余名，第一名为传胪，其余都称之为进士。辽海地区在清代历朝考中进士的共计485人，其中旗人占75.7%；考中武进士的63人；考中举人的1304人；考中武举人的406人；贡生2180人。辽海地区清代汉人科举成绩最佳者仅为二甲第一名，号称“压倒三江”的辽阳才子王尔烈。而满族、蒙古八旗科举名列榜首者绝大多数是辽海人士，不少人在政治、军事、文化界位居扛鼎、名垂青史。

但是，由于清代满族统治者为保存本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长期采取封禁政策，辽海地区的儒学、书院数量远远少于中原地区，而且60%左右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建立的。当西方文化伴随着坚船利炮呼啸而至，在全国要求打破封建科举制度的呼声日益强烈之时，中华传统文化在辽海地区仍呈继续发展之势，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却对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向心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大潮之下，辽海地区进入全国教育改革的先进行列，以新式学堂和班级授课制为主要形式的工业教育文化迅速发展起来。

（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员 齐红深）